摘要：　　邯郸大名县有一条卫河。当年曾是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主航道。卫河东岸有一个小村庄，这里原来是卫河的一个渡口，后聚集为村落，因处于河滩上而得名小滩。　　清朝同治年间，礼部侍郎毛昶熙奉命赴河南督办团练事宜，轻舟微服沿运河南下，行至大名府小滩镇，停舟上岸步入这座繁华的小镇，受到当地士绅的盛情款待。这里发达的商贸与“小滩”的镇名显得极不协调，士绅们仰慕毛昶熙的书法和名气，请其为本镇命名题字。毛昶熙被小镇日进斗金的繁华景象所感染，也取沙里淘金之意，提笔写下“金滩镇”三字，从而沿用至今。　　金滩镇位于河北与山东两省的接壤处，与山东莘县隔河相望。大运河开通后，因河运兴盛，舟船辐辏，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大型水陆码头和集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每逢农历初一、初三、初六、初八为集市之日，可谓两天一小集、三天一大集，十天四个集，成为一方聚宝之地。虽然元朝时对大运河进行裁弯取直，致使主航道东移至今山东境内，但作为运河的支流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永乐年间废除海运后，倡行漕运，因金滩镇“南襟河洛，北通燕赵，东接齐鲁，西拱嵩行，舟行辐辏，民物阜殷，俨然一都市”，在镇里分别设置了户部分司、巡检司、税课司，专门负责管理水运事务，并从县城派去官员常驻金滩镇，负责疏浚河道，防止河道淤浅影响漕运。明朝大理寺卿张卤辞官回家乡河南仪丰时，乘舟途经小滩镇，随口吟出《泊小滩镇》一诗：“从此官程水陆分，小滩公署接河滨。田畴弁麦时难稔，旅客帆樯日易曛。魏博提封连四域，汉家转饷急三军。囊中奏牍今犹在，去国匆匆未敢闻。”该诗描绘了古镇四通八达、舟楫竞发、商船汇集的繁荣景象。明朝后期，为防范北方的鞑靼入侵，仿造大名府城的模式修建起了寨墙，还建有寨门五座：北门、东门、东南门、南门、西门。城墙高达三四丈，上有垛口，远远望去，蜿蜒起伏，巍峨壮观。它不仅起到军事防御作用，而且使居民和商贸更为集中，更利干集市商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寨墙被拆除，今尚存寨门、寨墙遗迹。　　清朝时水运仍然支撑着小镇的兴盛，金滩镇成为大名府最为热闹的一条黄金街，镇上店铺林立，顾客如流，各地客商云集此地，山西、陕西的商人在明清时期形成了驰名天下的晋商和秦商。他们的脚步很快踏上了这块富庶之地，募集资金修建了山陕会馆，并在地方经济中雄踞一方。　　山陕会馆位于金中村东街路南，临河而建，西距卫河东堤仅200米。据说它与聊城山陕会馆的建筑风格、设计图纸皆出自一人之手，始建于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晋、陕商家零落萧条，渐渐废置。　　如今的会馆坐南面北，修改后的山门保存完整，四根墙柱呈锥形高出墙体，大门正上方呈三角形，古朴厚重，具有晚清民国的建筑特色。大门内是一座宽敞的院落，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南端有五间主房，东西配房各三间，灰布简瓦，硬山式屋顶，围墙倒塌，破损严重。从院内凌乱地堆放着柱础、石鼓、狮子等建筑构件，可以想见它当年房屋鳞次栉比，人流摩肩接睡的盛况。　　金滩镇码头终日一派繁忙景象，不息的运河上船只穿梭往来，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沿岸的垂柳笼罩在暮雨的薄雾中，宛如一幅生动的水墨画。金滩镇的繁华与开放，打开了小镇人的视野，他们从滔滔北去的运河中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郭隆真，她因与周恩来、邓颖超合作共事，结为挚友而为人所知。　　郭隆真出生于金滩镇一个普通回民的家庭，她的故居位于金北村南的南北大街路西，因年久失修，已布满沧桑。院门处为一排低矮的房屋，大门设在房屋中央，需穿堂而过方可进入院内。院的右侧有一座砖瓦房，1909年她与父亲一起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招收20多名女学生，并自任教员。1912年5月，直隶省政府派人检查各地办学状况，当他们了解到郭隆真父女兴办女学的情况后，给予特别嘉奖，并让该校搬到城内。院落的后门就是运河，1913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师大前身学校之一）来大名招生，郭隆真毅然报名，从这里沿运河北上，从此离开家乡，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隆真与邓颖超等人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推举为评议委员兼讲演队长。还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刊物《觉悟》。为寻求救国真理，1920年11月7日，她与周恩来、张若名等人一起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1922年，中共旅欧支部成立，郭隆真经周恩来介绍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郭隆真与李富春、蔡畅等15位同志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　　1925年奉调回国，在北京负责各大学女生联络工作和香山慈幼院地下学工作。她创办了缦云女校和《妇女钟》《妇女之友》等杂志，并以此为掩护到各大学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1929年，郭隆真被派往东北从事工人运动，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省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山东青岛的党组织遭破坏。党中央派郭隆真前往青岛任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负责重组党组织。1931年春，郭隆真被捕押往济南，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郭隆真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凌晨，她和邓恩铭等同志一起英勇就义，年仅37岁。　　家乡的人民为纪念这位运河边长大的优秀儿女，于1986年在大名县烈士陵园内建成了郭隆真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坐北朝南，红墙蓝瓦，古朴典雅，馆前矗立着郭隆真的汉白玉头像，整个园区整洁雅静，掩映在苍松翠柏丛中。

摘要：　　我国传统民俗中有两个有趣的节日，一个是端午，一个是重阳。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重阳节在农历九月初九，都是日月重叠。　　五月五日的端午，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在这一天，中华大地从南到北，还有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过端午。端午节源远流长，影响地域广大，多源汇聚而成一节，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节日风俗，包括食粽子、划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与菖蒲、拜神祭祖、洗草药水、打午时水、浸龙舟水、贴午时符、佩豆娘、画额、放纸鸢、拴五色丝线、薰苍术、佩香囊、躲端午、避五毒、饮蒲酒雄黄酒朱砂酒、跳钟馗、斗草、打马球等。这些丰富的节日习俗，说明了端午节节日来源的复杂性，更充分展现了我国文化多层次共融的精神。　　端午节的习俗起自先秦，传播久远，其源头究竟来自何处众说纷纭，影响力较大的起源说大致有三种：图腾说，辟邪说，纪念说。　　图腾崇拜说主要来自闻一多的考证。他分析端午节习俗中有许多跟龙有关，赛龙舟、祭龙自不必说，粽子也是为了防止蛟龙窃吃祭物。他认为龙舟竞渡、食粽子这些习俗，需要多河港与产稻米为客观条件，这些都是南方的地方特色。因此他推测，端午最初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吴越民族的风俗，吴越地区断发纹身，以龙纹为荣，是一种龙图腾崇拜的遗迹。古代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都有“请龙”的风俗，请龙仪式每年数次，而农历五月的一次最为盛大。因此，闻一多认为端午节就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在南北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龙图腾的崇拜是中华传统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龙相关的诸多事物都为人们所喜爱，龙舟竞渡节俗甚至已经传播到许多国家，成为热闹喜庆的节日大型活动。　　辟邪说与五月五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有关。每到五月仲夏，天气炎热，蛇虫泛滥，瘟疫瘴疠丛生，因此早在先秦之时，五月就被视为“恶月”。《礼记·月令》中称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一月阳气至极而阴气始兴，是阴阳消长的恶月，而五为阳数，五月五日阳气之极，也就是阴气兴起之日，因而此日是恶月中的恶日，是日阴气萌作人易死，“感阴气成者死”。《风俗通》中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就是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认为他长大之后将不利父母，命其母弃养。其母不忍，偷偷将其养大，可见恶月恶日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为了去凶化吉，先民们发明了许多辟邪禳灾的仪式，在端午之日举行。因此，人们通过在节日里驱毒避邪的诸多举措，祈求远离灾害和不幸，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说辟邪说让端午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的话，那么真正让端午成为一个完善的、影响远大的节日的是纪念说，尤其是纪念屈原说。纪念说认为端午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某位品德伟大的先贤，这些先贤包括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纪孝女曹娥、苍梧太守陈临等，其中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大。屈原为楚国宗室，楚怀王时为楚国三闾大夫，因主张联齐抗秦而被流放，后来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楚辞”的创立者与代表人物，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因其悲惨的身世和结局而为民众所悲悯，以其高尚的爱国精神、志行高洁的品格和求索不屈的意志而为后人所怀念。　　端午节的三种来源说，分别与它的数十种习俗相对应，形成了看似庞杂而不能统一的节日风俗。然而这正好解释了其所以能够传播久远的根本原因。端午节的多重来源以及这些源头所形成的习俗，如同支流汇聚成河，多源而一体，如同中华文明的形成，虽有多种源头，但最终汇聚成一条大河。龙图腾崇拜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族群象征，驱毒辟邪代表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诉求，纪念说则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圣贤崇拜。三种本来各不相关的源头，最终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汇聚在一个共同的节日之中，展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层次共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