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恒的沉默———我的导师朱泽吉先生 　　朱泽吉先生 　　我的导师朱泽吉先生遽然逝去，他是感到如释重负，为解脱了自我与自我周旋久的折磨，解脱了过量的违心外物的挤压？还是留恋这尽管残酷却时有温馨，尽管他本人惨遭野蛮地摧残，但还竭诚地为之去建设文明的世界？他的心是甜美的，还是严峻的？是幸福的，还是绝望的？他没有告诉这个世界，闪电就熄灭了。遗体告别仪式是庄严隆重的，堪称死也荣哀了。 　　然而，我深深知道命运对先生的残酷和不公！知道先生活得是多么苦！ 　　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其中的个别“章节”还是令人羡慕的。先生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颇受陈垣、余嘉锡、孙楷第等著名学者的赏识与器重，在毕业即失业的年代，留校执教，并成为余先生的研究生，继续从事国学研究。这自然成就了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国学根基，但那不是个“做学问”的年头，先生是“辅仁的状元”，也是全民抗战民众土壤之中的一粒热沙。 　　随后就是解放战争，他做过掩护地下党员之类的工作，曾用笔名发表过时评和杂文，都早已湮没无闻了。建国后，先生以他的才学和勤奋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创获甚多，受过毛主席的接见，留下合影一张。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风雨雨，尤其在十年浩劫中度过了难以言状的凄惨岁月，从事学术研究便成了天方夜谭。以后，老马踏上新途，任重道远的行政职务、荣誉性的、实务性的社会兼职纷至沓来。整理先生遗物，看见各种兼职的聘书、证件等红皮、蓝皮的小本本就有十四、五个。先生又陷入光荣的无可奈何之中。尽管如此，他在这十年间，仍发表了关于冯梦龙、吴敬梓、目录学等兼具精深考证与理论建树的文章将近二十篇。还写就十九万字的《冯梦龙研究》，而且这期间一直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同时他的老朋友还都知道他是个“苦吟派”……但这一切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的一刹那都成了先生的“生前”！年仅六十五岁。 　　生命的流程不可逆转，每天都有平庸或悲壮的结局与开始。表面看来，先生与他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着相同的道路，世间当然有比先生更不幸的人。先生不但有活过来的幸运，还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似乎算不上悲剧。然而这却正是一种深而思之就令人压抑黯然、怵目惊心的悲剧。正像朱先生的历程比较普通一样，这个隐蔽的悲剧模式恰恰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格局：负面因素假自己之手将自己否定了一半，所有的外在的桎梏与摧残都“内化”成了自律要求。只有在布景倒塌之后才洞见了悲剧的深渊。 　　从旧中国过来，这一点就使先生那一代人犯了“原罪”，以后的道路只是虔诚地赎洗这原罪的历程。那是个改造的时代，是存心要毁掉强者，要挫折他们的锐气，要把他们的自豪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苦恼，让强者利用自己的力量反对自己，一直到强者由于过度自卑和自我牺牲而死亡。先生的知识与明锐使他不难感到这种改造的“重大意义”，然而他无法、也没想抗绝这种超个人的思潮，甚至还自觉地、认真努力地把这种改造的“指标”内化为一种进入感性层次的价值观念。 　　仅从一件极普通的事中，就能看出这种改造的威力：我们从来不知道也不相信先生年轻时曾经是一位诗人。一些老人说穿这一点时，我们请先生写个条幅挂在客厅，先生漠然地说：“我觉得没什么话可说”。当时这是个谁也不在意的细节，现在才感受出那是一份多么凝重的悲凉、一个沙漠般的总结。 　　我现在还常常能回想起先生的目光，目光中有几分以忍耐为前提的明哲，但因其忍耐而又抵消了明哲的亮度；很深沉，但那是被岁月抹上了无可奈何色彩的深沉。无话可说的荒漠感与克尽其责的责任感的双重变奏，至少是先生后半生的主旋律。不是旋风，不是海啸，这是一颗流血和沉默的魂灵。 　　先生曾说：“没有个性就是我的个性”，然而，“没有个性”的先生有痛苦。痛苦成了他生命的存在方式。对于先生这样的学者，他洞察历史的深度与他所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然而，在先生所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内，痛苦很难成为生命的刺激和动力，很难变成创造文化的代价，仅仅是被剥夺的痛苦，痛苦被剥夺，只有残酷没有节日。 　　当然，先生本人也要负一份责任，那就是先生视人太重，视己太无情！屈己从人是先生的美德，更是他的不幸，它使先生太重那些荒谬的评判、那些个短暂人生中的小事件。先生只有在深心的孤独之中才会体味这种不幸。先生的孤独是无话可说的、尽在不言之中的孤独，是大部分被掠夺去后的清醒的自我确立。无言的孤独是严酷的、凄凉的。 　　我有一种不能抹灭的感觉：先生的精光被自己掩盖过半，示世者仅是余绪，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的只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先生生前死后，我常常想：若是先生换一个活法呢？那也许会失去若干所谓的美德，但会有更多的、与他的博学和才华相符的建树，更主要的是先生会活得轻松愉快一些。先生活得认真的要命，这认真便规定了他的悲剧命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我曾对先生说您是悲剧，先生当时什么也没说，过后师母说他颇受刺激、良多感慨，但一直也没跟我说什么，五年后，在我结束研究生学业时，先生才旧话重提，且戒我勿再言。今日，当他卸掉了尘寰的观念枷锁时，或不会再责我直肆，会颔首以为弟子知先生。 　　先生苦了一生，而痛苦的意义又并没有充分地体现为存在的意义，这是先生最后的悲剧！ 　　人绝不是万物的尺度！从希腊哲人到今天还满怀深情地重复它的人都是在补偿性地文饰着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人的真实的生存却恰恰相反：“万物”倒绝对是人的不二法尺。所有关于人是自由的童话都在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终点面前显得那么矫揉造作、苍白无力！无论是西哲的理性自由、选择自由，还是中贤的内心自由、“大丈夫”的自由，统统被最后的取消吹得烟消云散，像一个两眼昏花的老人刚刚将一张碎币精心补对完整却被一个喷嚏吹得七零八落一样！ 　　垂下的眼帘终于彻底遮断了所有的一切！ 　　先生再也不必朝乾夕惕，再也不必谨厚宽容，他到了一个什么也用不着的世界。没有痛苦，只有靠非生存才能达到。“余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释矣”。我愿摘李贽《罗近溪先生告文》移赠先生： 　　“有柳士师之宽和，而不见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闻其无当。……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难及；大而化，圣而神，夫谁则知。” 　　【编者注：朱泽吉（1921—1986），山东济南人，河北师范学院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周月亮，1958年出生，河北涞源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阳明书院创始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孔学儒术》《王阳明传》《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影视艺术哲学》《水浒智局》等。】

摘要：雷堂教授 　　雷堂，男，出生于1969年9月。1994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1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访学一年。1997年至今，在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律系）承担教学工作，期间还曾担任兼职科研秘书。社会职务主要有：河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社区发展协会理事，2018年被聘为“河北法治智库专家”。 　　雷堂教授承担的课程主要有：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本科生）；刑事诉讼法学专题、犯罪学原理、证据法学专题、法律职业伦理（研究生）等。曾荣获第三届河北省杰出中青年法学专家提名奖、河北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及河北师范大学2014-2015年度本科教学质量优秀奖、第十四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检察应用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等多项荣誉奖项。 　　科研方面，雷堂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犯罪法学等。主持或独立完成的科研项目有：司法部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我国刑事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研究”、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法治河北”专题研究项目“我省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预防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等；独立、主编或参编学术专著与教材8部，在《光明日报》（法治版）、《法学评论》等专业报刊上发表论文36篇。 　　雷堂教授在教学上兢兢业业，科研上成绩斐然，广受师生好评。（杜文）